隨著金庸的逝世，代表新武俠小說最高成就的三大家梁羽生、金庸、古龍已悉數謝幕。悵惘之時，讓人不禁想問，金庸之后的武俠江湖，會是怎樣？

文學的意義是在歷史語境中漸次生成的。二三十年前，在老師、家長的聲聲呵斥中偷偷閱讀武俠小說的一代人，如今，終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懷念金庸了。

今天，金庸毫無疑問已經躋身經典作家之列。自20世紀70年代起，華人世界就出現了“金庸文化現象”，他的武俠小說成為研究熱點。有媒體估計，金庸在全球擁有至少3億名讀者，他的作品被選入內地和香港的中學教材。多年來，“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兩岸三地舉辦，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就他的作品進行深入討論。北京大學教授嚴家炎說，金庸“使武俠小說上升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

1.武俠小說進入文學殿堂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至少在三十年前，梁羽生、金庸、古龍的小說，在國人的文學價值譜系中還難稱入流。轉機出現在1994年，那年的10月25日，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號，在致賀詞中，嚴家炎稱金庸的小說帶來了“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在民間熱流涌動的“金庸熱”“武俠熱”終于在學界有了回應。

在隨后的幾年里，輿論對于金庸和武俠小說的討論熱度持續不減。彼時，金庸的“江湖”地位還遠未坐穩。在北大授予金庸榮譽教授稱號后一個多月，《南方周末》（1994年12月2日）就發表了鄢烈山的“檄文”《拒絕金庸》。1999年8月12日和12月1日，《光明日報》刊發了何滿子的《為舊文化續命的言情小說與武俠小說》和《破“新武俠小說”之新》兩篇文章。同年11月1日，王朔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的《我看金庸》，認為金庸“從語言到立意基本沒有脫舊體白話小說的俗套”“很不高明地虛構了一群中國人的形象”，不羈的行文和戲謔的語氣更是在輿論場引起軒然大波。

然而，隨著武俠影視劇的熱播和重拍，金庸的受眾越來越廣，一家幾代人可能都是他的“粉絲”，爺爺讀的是金庸的書，爸爸看的是改編的電視劇，孫子玩的是改編的網絡游戲。學術界關于金庸和新武俠小說的文化底蘊、文學技巧、精神境界等的嚴肅分析，也讓金庸研究成為“金學”。

2.與民族文化的心理結構深度契合

在這個世紀之交發生的金庸和武俠小說的經典化過程，不由得讓人想起上個世紀之交小說走入文學殿堂的過程。嚴家炎說：“20世紀初，梁啟超等人受西方思潮影響，大聲吶喊著將小說提高到‘文學之最上乘’。尤其到‘五四’文學革命，師法西方小說的新體白話小說占據了文學的中心地位，進入了文學的殿堂，連歷史上那些有價值的小說也有幸沾光得到重新評價，脫去了‘鄙俗’的帽子。但是，有一部分小說卻享受不到這種幸運，那就是20世紀面對中國大眾的通俗小說。它們仍被新文學家、文學史家擯斥于現代文學之外。于是，雅俗對峙轉到了小說內部，形成新文學和通俗文學兩大陣營。”

“金庸小說之所以能夠產生這樣的影響，從內容上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文化底蘊與我們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有著深度的契合，并能在一定的現代意識的融透中對傳統文化進行苦心孤詣的梳理和顯揚，暗合了我們民族重塑文化本體的百年祈盼。”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冷成金認為，金庸小說的最大意義不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多少傳統文化的“精華”，而在于它在現在和未來的民族文化的認同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文本。也就是說，閱讀金庸小說易于喚起我們民族文化的深層記憶，易于將民族文化的遺傳內碼轉換為直觀可感的形式，使我們在審美狀態中深化民族文化的認同感。

在談到金庸小說的最大特點時，許多學者都提到，他打通了“雅文化傳統”與“俗文化傳統”的界限。金庸小說一方面以“俗文化傳統”中富有活力的文學形式和合理的文化因素向“雅文化傳統”滲透，一方面又把“雅文化傳統”中的文化理想融匯到“俗文化傳統”中去。

3.游俠精神是永恒的話題

金庸和他營造的武俠江湖，不僅影響了數以億計的粉絲，還滋養了許多后來的作者。安徽大學特聘教授周志雄認為，蕭鼎、貓膩、江南、月關、滄月、高樓大廈等諸多網絡作家的作品，都受到金庸的影響。在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傳承上，金庸小說與網絡小說形成了一條文脈上的連續。

武俠小說應該有社會、現實和歷史，一旦脫離了這些元素，武俠原有的基礎就垮掉了，武俠必然沒落。冷成金認為，金庸小說里真正吸引人的是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站在現代社會，對漫長的積淀深厚的傳統社會、精神家園的深情遙望。金庸以后的武俠作者，再去寫傳統，跟金庸武俠就不一樣了。從這個角度來說，恐怕金庸武俠是一個絕響。

武俠小說的出路，取決于“新文學家”的介入（取其創作態度的認真與標新立異的主動），以及傳統游俠詩文境界的吸取（注重精神與氣質，而不只是打斗廝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認為：“某種意義上，金庸已經這么做了，但我以為，步子可以邁得更大些。畢竟，對于史家與文人來說，游俠精神，是個極具挑戰性且充滿誘惑力的‘永恒的話題’。”

來源：《光明日報》 2018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