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穿過一百年
——紀念中國第一部現(xiàn)代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發(fā)表100周年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了署名“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這是中國第一部現(xiàn)代白話文小說，“魯迅”這個偉大的名字從此出現(xiàn)在中國的歷史上。魯迅借《狂人日記》所發(fā)出的“吶喊”在當時可謂振聾發(fā)聵。一個世紀后的今天，讓我們重溫這部文學經(jīng)典，回溯這位“狂人”所走過的漫長曲折但堪稱偉大的道路——
魯迅創(chuàng)作《狂人日記》時期居住在北京紹興會館
《狂人日記》最初發(fā)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
從周樹人到魯迅
1918年4月的一天，周樹人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題目定為《狂人日記》。手稿交給《新青年》雜志發(fā)表之前，他第一次署上了“魯迅”這個筆名。
寫這篇小說那年，魯迅37歲，已經(jīng)走到人生的中途，無論經(jīng)歷還是心態(tài)，他都不是單純的毛頭小伙兒了。
事實上，因為家道中落和父親早亡，魯迅的童年結(jié)束得遠比同齡人早得多。他“有四年多，曾經(jīng)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zhì)鋪和藥店里”。他從比自己高出一倍的當鋪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和他一樣高的藥店柜臺上去買藥……就這樣在無望的努力中，最終無奈地送走了病床上的父親。窮與病，固然是生活給予少年周樹人的最初打擊，但更深入靈魂并伴其一生的，是這段經(jīng)歷所帶來的精神上的黑影，這黑影，終生啃嚙著他的內(nèi)心，卻也催迫他腳不停步，一直找尋著走出這片陰翳的道路。
這黑影，來自“世人”。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是“這途中”所見的“世人的真面目”，造成了少年周樹人敏感、倔強、自尊、多疑的性格，也造成了他善良、同情、推己及人、反躬內(nèi)省的處世思維。他一生心地溫軟又嫉惡如仇，他一面洞悉“世人的真面目”，看透各種偽善嘴臉下的“獅子似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他也一直深切關(guān)愛著那些與他同樣受過侮蔑的弱小者，直到晚年，他仍在說：“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guān)。”
也正因為“這途中”的遭遇，讓魯迅看到了比窮與病更糟也更難戰(zhàn)勝的，是心理上的疾患和精神上的頑癥。后來作為文學家的他，固然也在筆下敘寫貧病交加的底層人民的慘狀，但更讓他愿意花費筆墨和心血的，一直都是透視他們的靈魂，剖析他們的精神。
37歲之前的周樹人，“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從紹興到南京，從仙臺到東京，學過水師、路礦和西醫(yī)，“異地”去了多處，“異路”也試著走了多條，最終走到了文學的路上。他自己后來說：“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jīng)做過許多夢”，那個曾經(jīng)美滿的醫(yī)學夢是在日本一個鄉(xiāng)間的醫(yī)學專門學校里破滅的。因為在那異國的課堂上，他碰巧看到一個有關(guān)日俄戰(zhàn)爭的新聞幻燈片，里面出現(xiàn)了他“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jù)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鑒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課堂上的周樹人深受震動。除了作為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之外，被刺激的應該還有他那份少年時代的特殊記憶，那些“世人的真面目”的暗影此時一定又籠住了他的內(nèi)心。麻木的神情、冷酷的內(nèi)心、勢利的嘴臉，對弱者的欺凌、對強權(quán)的卑怯、對血腥的惡嗜、對暴行的漠然……凡此種種，都從個人的創(chuàng)傷記憶擴大為對更廣大的人群和現(xiàn)實的憂患。于是他想通了一件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棄醫(yī)從文的周樹人25歲，那是一段短暫的青春。呼朋喚友提倡文藝的他，有過幾天血氣方剛、心懷理想的日子，但很快就在現(xiàn)實面前得到了教訓。“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寂寞的人做寂寞的事。從1912年起，剛過而立之年的周樹人就寓居在北京城南的紹興會館里。過早進入中年的他，就在這座古城中的古屋里，抄些自己也覺得“沒有什么用”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問題和主義”，他的生命就這樣“暗暗的消去了”。直到1918年。
從1917年9月30日中秋節(jié)的這一晚開始，周樹人的日記里開始出現(xiàn)“錢玄同來”的記錄。到這年年底，有案可查的“錢玄同來”有4次，而12月23日的記錄略有特別，專門記為“晚錢玄同來談”。一字之別，寫日記的人在這個“談”字里應是著意刻下了對某些特殊話題的記憶。
1918年年初開始，“錢玄同來”得更勤了，2月來了4趟，3月來了3趟，且從“晚”來變成了“夜”訪，多半都不是順路坐坐，而應是有話要說、有事要議的。
不知在哪一次“來”或“談”的時候，錢玄同提議周樹人“可以做點文章”。周樹人后來說：“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已經(jīng)在寂寞的苦汁中浸泡多年的中年周樹人深深懂得“新青年”的寂寞。他對于再次“叫喊于生人中”感到有些猶豫，但對方的樂觀和熱情又難免會打動他原本“做過許多夢”的內(nèi)心。他其實一直是這樣一個人：理智上清醒冷靜，感情的深處卻常有熾烈的燃燒；內(nèi)心絕望的同時，卻也隱隱期待著熱力與行動的拯救。他最好的朋友許壽裳就曾用“冷藏情熱”四個字來形容和總結(jié)他。
總之這個“冷藏情熱”的周樹人“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記》發(fā)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號上。“魯迅”這個偉大的名字從此出現(xiàn)在中國的歷史上。
37歲的中年魯迅，提筆寫出的第一篇小說，為什么竟是一篇看似沒頭沒腦的“瘋話”？以他的性格和才華，特別是以他深刻的思想和各方面的蘊積，這個寫作的開端無疑是經(jīng)過了深思熟慮的。如何一出手就將多年的蓄力凝聚在一記重拳之中，這是魯迅必定反復思量過的問題。
《狂人日記》就是這第一記重拳。事實上，它確以石破天驚的方式發(fā)出了現(xiàn)代中國的第一聲“吶喊”。一方面，它在思想內(nèi)容上“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揭出封建倫理“吃人”的本質(zhì)，并以“救救孩子”的呼聲開啟了那一場以“掀翻吃人的筵席”為理想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另一方面，它又以“新奇可怪”的藝術(shù)效果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短篇小說的審美方式，在它“異樣的風格”中，給人帶來“一種痛快的刺戟”，“猶如久處黑暗的人們驟然看見了耀眼的陽光”，“感著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沈雁冰《讀〈吶喊〉》）。
說它“新奇可怪”，是因為它第一次用口語式的白話直接發(fā)出了一個“活人”的聲音。那個時候，錢玄同他們那幫“新青年”朋友中，已有陳獨秀、胡適舉起了“白話文學”的旗幟，提出用“活的文字”寫“人的文學”，不再摹仿古人的言語和腔調(diào)。但旗幟歸旗幟，用白話寫成的文學還只是理想。魯迅并沒有寫過倡導“文學改良”或“文學革命”的論文，但他實打?qū)嵉貙懗隽说谝黄自掦w的短篇小說。
而且，在這篇小說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現(xiàn)代標點符號。他大量使用問號、嘆號、省略號，并真正發(fā)揮了這些標點符號的作用，使其參與了文學的表達。正是在這些嘆號、問號、省略號里，讀者讀出了“字縫”里更復雜的意思。比如，為什么“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后面用的是問號，而不是句號或嘆號？這里面的意思，有心的讀者自然愿意追索，也能夠懂得。
當然更重要也更稱得上振聾發(fā)聵的，還是《狂人日記》的內(nèi)容與思想。這些亂真的“瘋話”中，處處閃耀著雙關(guān)與象征的光芒，即使再愚鈍的讀者也能知道，這滿紙的瘋話其實都是寓言。因而，這些出自狂人之口的語無倫次的“荒唐之言”的一部分，后來都成了箴言警句，透露出深邃睿智的思想。比如，“救救孩子”；再如，“從來如此，便對么”；又如，“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狂人最大的“發(fā)現(xiàn)”，就是看到了禮教“吃人”的本質(zhì)。不僅如此，他還看到了這吃人禮教的虛偽，因為“吃人”是不被直接寫進歷史的，要經(jīng)過認真的“研究”，在每頁“仁義道德”的字縫里才看得出來。很難想象，不借助狂人之口，魯迅怎能以如此當頭棒喝的方式，最直接最形象地說出他對中國四千年歷史的洞察？又怎能這樣正中要害、直擊人心，給讀者帶來那“一種痛快的刺戟”？
此外，魯迅比別人更深刻的地方還在于，他讓狂人在吃人的筵席上看到了自己：“這一件大發(fā)見，雖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這個發(fā)現(xiàn)前所未有地清醒和深刻，它提醒每一個人反身拷問自己：雖然“自己被人吃”，但未必沒有加入過吃人的筵席。在一場吃人的盛宴上，不掀翻桌椅、不明確拒絕、不主動反抗，都會在事實上變?yōu)槌匀苏叩膸蛢磁c同伙，有意或無意地，變成一個同樣沾有血跡的“吃人的人的兄弟”。
狂人就這樣醒過來了。
那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第一次照徹狂人的心扉，叫醒了他的靈魂。告別了“以前的三十多年”的“發(fā)昏”，覺醒者感到“精神分外爽快”。但與此同時，他直覺地感到了害怕，因為在蒙昧的庸眾中醒來，他意識到自己必被視為異類，必將在尚未發(fā)生改變的舊秩序中遭到迫害。他“怕得有理”。
這種怕，是每一個“活的人”的本能。怕死才意味著有求生的意愿和自覺，就像臨刑前的阿Q，終于在看客們餓狼一樣“又兇又怯”的眼光里感到了深深的恐懼。這一次，“精神勝利法”不奏效了，阿Q想喊“救命”，但話未出口，“就兩眼發(fā)黑，耳朵里嗡的一聲，覺得全身仿佛微塵似的迸散了”。阿Q最后的怕與狂人最初的怕是一樣的。與魯迅筆下其他很多懵懂地生、糊涂地死，從不知道害怕的人物相比，懂得怕死和喊救命的阿Q和狂人，算是接近了生命意識的覺醒。當然，狂人與阿Q還是不一樣的，阿Q未及出口的“救命”說明了他也沒來得及醒過來，而知道怕的狂人，在月光下，是真的醒了，而且從此“橫豎睡不著”，再也不會墮回原來蒙昧的狀態(tài)中去了。
醒來的狂人意識到危險，卻逐漸克服了恐懼。他說：“我可不怕，仍舊走我的路。”越來越“勇氣百倍”的他開始不斷地向周圍人發(fā)出他質(zhì)詢、控訴和警勸。沒有人聽、沒有人信，那也不怕的；被人關(guān)起來、當瘋子看，還是不怕。他“偏要問”“偏要說”，偏要告訴這個自以為正常的世界，在每個人的面前都有“一條門檻，一個關(guān)頭”。
狂人看到并相信，“跨過這一步”，一切便會不同，這一步，就從“說不能”開始。對“從來如此”的那一切，說“不能”；對吃人的筵席，說“不能”。他相信，“只要轉(zhuǎn)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他說，“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狂人日記》不僅是《吶喊》的首篇，更算得上是魯迅全部作品的總序。它提出的那些根本性問題，延續(xù)在魯迅及其追隨者們后來的作品之中。比如“吃人”的問題、“立人”的問題、“看客”的問題、啟蒙者與被啟蒙者關(guān)系的問題……這些問題不斷被提出、不斷被思考，構(gòu)成了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血脈傳統(tǒng)。在這個意義上說，《狂人日記》固然是一部經(jīng)典，但并不是一個凝固的標本。它是一條道路、一種方法，它開啟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大門，由這個大門進去，開始了一條漫長曲折但堪稱偉大的道路。
茅盾說，讀《吶喊》“猶如久處黑暗的人們驟然看見了耀眼的陽光”，這是懇切實在的話，是讀者與批評家的實感。但是說到光，我倒覺得將《狂人日記》比作“耀眼的陽光”還是不如魯迅自己筆下的月光來得更確切。“吶喊”的力量，在那個漫漫長夜之中，劃破黑暗，帶來蘇醒，但它甚至還不能作為黎明時的第一縷晨曦，因為“夜正長，路也正長”。魯迅知道，那一束叫醒狂人的啟蒙之光，或許還是微弱的，但在夜色里，它是“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們的慰藉和方向。
《狂人日記》之后：“坦然地……走，月光底下。”
狂人醒過來了，但暗夜仍未過去。月光下的狂人是清醒的，但現(xiàn)實中的他也如年輕時的魯迅本人一樣，會寂寞、會消沉。魯迅深知這一點，所以，在發(fā)出“救救孩子”的吶喊之后，他轉(zhuǎn)而去思考更重要也更嚴峻的問題，那就是：夢醒之后，出路在哪里？他說：“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這也是他自己一直在經(jīng)歷著的苦痛，他想要尋求解決的方法。
其實，在《狂人日記》前面的文言小序中是有個交代的：“余”去探望狂人的時候就得知他“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對于這個結(jié)果，研究者已經(jīng)爭論了一百年，大家追問的是：這個“赴某地候補”，究竟意味著狂人恢復了常態(tài)，還是隱埋了內(nèi)心？這究竟是他的墮落或投降，還是他的自暴自棄？難道，是他選擇潛入暗夜，在隱忍中繼續(xù)苦悶的摸索？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回到魯迅那里去。
事實上，狂人之后，魯迅筆下還出現(xiàn)了一系列類似的人物。包括夏瑜（《藥》）、N先生（《頭發(fā)的故事》）、呂緯甫（《在酒樓上》）、瘋子（《長明燈》）、魏連殳（《孤獨者》），以及實有其人的范愛農(nóng)（《范愛農(nóng)》）。他們并不都“狂”，但都多少有些迥于常人的行狀，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孤獨者”魏連殳。
魏連殳的古怪和另類是聞名鄉(xiāng)里的。他樣貌奇特、做事不拘常理，言行都是“老例上所沒有”的。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他祖母大殮的儀式上，他不像一般孝子賢孫那樣規(guī)規(guī)矩矩地哀泣，而是突然迸發(fā)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魏連殳這一哭，也是哭自己。曠野中的悲哀寂寞和深刻的孤獨，是在魯迅筆下出現(xiàn)過不止一次的。正是這個孤獨的怪人，失業(yè)碰壁走投無路了很久，最終突然從政，“做了杜師長的顧問”了。在常人眼里，他“自從交運之后，人就和先前兩樣了”，每天“就是胡鬧，不想辦一點正經(jīng)事”，“不肯積蓄一點，水似的化錢……譬如買東西，今天買進，明天又賣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魯迅的筆墨卻并不重在這些狂怪異舉，而是字字血淚地描畫他的孤獨。在魏連殳寫給“我”的絕筆信里，他說：
我已經(jīng)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jīng)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
……這里有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新的鉆營，新的磕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現(xiàn)在忘記我罷；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好”了。
魏連殳的自暴自棄源于徹底的絕望，他終于在這條自己選定的死路上迅速走完了余生。他并不是自甘墮落，事實上，一直到死他都沒有真正成為舊秩序的一分子。他在棺材里仍是“很不妥帖地躺著”，“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了眼，閉著嘴，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尸”。
“好”了的那個魏連殳，會是那個“赴某地候補”的狂人嗎？
《孤獨者》當然并非《狂人日記》的續(xù)篇，但是，在魯迅的心里，狂人的去向和魏連殳的出路必定是有關(guān)系的。而且，在親身經(jīng)歷了“五四”落潮和知識分子陣營的分化之后，1925年寫作《孤獨者》時的魯迅只會比1918年發(fā)出第一聲吶喊的時候更增添了悲憤和無奈，對于“夢醒了無路可以走”的痛苦，也必有更多更深的體會。
與魏連殳殊途同歸的還有魯迅的好友范愛農(nóng)。在現(xiàn)實中，范愛農(nóng)可能是一個比魯迅更清醒更深刻的覺醒者，這一點從他們在東京為是否因徐錫麟被殺而給政府發(fā)電報的爭論當中就可以看出。但就是這個更清醒更深刻的范愛農(nóng)，同樣逃不出走投無路的困境：從學界失業(yè)之后“什么事也沒得做”，終于也沒有人“愿意多聽他的牢騷”，只能在孤獨絕望中郁郁而終。范愛農(nóng)的尸體“是在菱蕩里找到的，直立著”，作為深知他的摯友，魯迅“疑心他是自殺”，并且相信“這是極其可靠的，雖然并無證據(jù)”。范愛農(nóng)最終的“直立”姿態(tài)讓人聯(lián)想到魏連殳“很不妥帖”地躺在棺中的樣子，前者的寧折不彎和后者的格格不入，似乎都是其生前性格與精神的最好象征。
這無路可走的真實狀態(tài)，就是魯迅在狂人醒來之后提出的比“醒”本身更加沉重的問題。當初，在錢玄同動員魯迅寫作的時候，魯迅曾以“鐵屋子”的寓言征問過他這位激進的朋友：“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F(xiàn)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shù)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雖然最終，因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的希望，魯迅開始為《新青年》做文章，但事后看來，這個疑問始終沒有被他所淡忘。
在魯迅的筆下，從一開始出現(xiàn)的就是那幾個“較為清醒的”“不幸的少數(shù)者”，他們在他的筆下，無不受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且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入死滅。這并非是魯迅冷酷無情，而是作為思考和寫作者的他其實也并沒有尋到出路，他沒有辦法為他的人物預設(shè)一個完滿的結(jié)局，因此他選擇用清醒的筆寫出這無路可走的痛苦。
同樣處境的魯迅本人，也正是在這沒有選擇的境地中做出他的選擇的。他常常絕望，但也常常勉力而行，來克服和反抗自己的絕望。就像他在《孤獨者》的結(jié)尾處所寫的那樣：“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么掙扎著，久之，久之，終于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我的心地就輕松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與自暴自棄或幽憤頹唐相比，魯迅的選擇既簡單又倔強。他選擇“走”，選擇行動。即便仍然走在“月光底下”，走在暗夜中，但只要還能“走”、還在“走”，就仍有希望。就像他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這句話，或許正是魯迅本人對于當年“鐵屋子”之問的自我解答，甚至也是他一切寫作與思考的基點?！犊袢巳沼洝分蟮聂斞?，在“月光底下”的道路上，一直孤獨頑強地前行。
現(xiàn)在，這月光穿過一百年，照在我們前面的路上。
《光明日報》（2018年05月18日）
作者：張潔宇，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獨醒者與他的燈——魯迅〈野草〉細讀與研究》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