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堯天
“五四”運動過去了整整一個世紀，在這一個世紀的時間里，關于這場運動的評說從來未曾中斷過，至今，“五四”作為一個蘊含著生機的話題，仍然能夠時刻激蕩起人們心中的波瀾。“五四”運動不僅僅是一場發生于1919年5月4日的青年學生愛國運動，它更是集合了同時進行的新文化運動中的諸多義項，而成為一個關涉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的總體性的論說場域。
文學何以擔當重要角色？
盡管建立了亞洲范圍內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辛亥革命不僅沒能畢其功于一役，而且民初黑暗、腐朽的政治界更加令人憤怒和絕望。由于討伐袁世凱的反動統治，陳獨秀被迫逃亡上海，在得知家中被抄、兩個兒子出逃的消息后，他憤怒地表示“恨不得肉食其人”。隨著孫中山武裝討袁的二次革命失利，李大釗在對時局的憤慨中東渡日本，去國之前他曾寫下《大哀篇》，對當時腐敗政局統治下的黎民百姓以及那些為革命犧牲的先烈寄托哀思。魯迅則盡可能地讓自己麻木起來，“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的很了。”（《吶喊·自序》）
最初，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是懷著對政治的失望——同時迫于政治的壓力而轉向文化領域，開始了更為深刻的精神革命。正是新文化運動催生出了新的文學理念和文學形態，而“文學”更是集中了幾乎所有新文化倡導者的關注與熱忱。
問題在于，何以是文學而不是其他的門類，擔綱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史學家周策縱認為，這是因為自古以來，文學便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主要職業，“五四”運動的領袖延續了這一傳統。與此相應，在中國古代的文學傳統中蜿蜒著一股用文學拯救人心、挽救時代危機的潮流，年代久遠的，如韓愈在中唐時期通過“古文運動”來復興衰落的儒家精神，更為切近的，則有梁啟超在清末發起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革命界”。在這種“文以載道”的傳統中，文學被當作實用性的工具，即便在新文化運動中，這一點仍然沒有發生改變。
在文學改革運動中，最能夠體現這種實用思維的是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八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盡管這“八事”多著意于形式層面，然而，從后設的視角看，形式的解放在當時仍然具有世界觀的意義，它反映出了亟須改革的文學與歷史、世界的關系。“八事”，是胡適受龐德、洛威爾領導的美國意象派詩歌運動影響的結果，這意味著“五四”新文學的理念在起點上便內含著世界性的眼光。作為一種經過歷史積淀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結構，形式革新具有深厚的意味，它顯示出了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與情感結構正在發生變化，與此相伴隨的是“五四”期間對“世界”的熱崇——這一理念直接為激進的反傳統主義提供了依據，為了成為“世界人”中的一分子，必須反對象征著特殊主義的“國粹”。文學變革切合了這一潮流，陳獨秀提出推倒“古典文學”、“貴族文學”與“山林文學”，目的便在于引導人們“張目以觀世界社會文學之趨勢，及時代之精神”（《文學革命論》），避免被弱肉強食的世界潮流吞噬。
新文學的新使命
隨著兩千多年皇權政治體制的崩塌，文化認同和文化秩序紛然解體，在這種情形下，陳列在人們面前的是，如何重新界定人生的意義，如何認識自我與他人、社會、世界的關系以及更具總體性的中國往何處去等等問題。回顧“五四”新文學的對立陣營，1910年代初期的文壇上，在散文方面屹立著桐城派與文選派，在詩歌方面則有江西詩派，在小說方面則有鴛鴦蝴蝶派，如果我們認為文學是人類精神最重要的載體，那么，這樣的格局顯然無法回應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所謂“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的變動催促著新文學的產生。李大釗對新文學的呼吁便出于對這種衰頹世運的痛心，“中土不造，民德淪喪，天理人紀，蕩然無存，憤世者已極厭世之懷，當代作者，其有大聲疾呼，以喚醒眾生于罪惡迷夢之中者乎？”（《文豪》）對于人生問題的關注將成為“五四”新文學的必然使命，錢玄同在一封寫給陳獨秀的信中有所謂“描寫人生真處，足為新文學之始基乎。”
“道不遠人”。在新與舊之間，最重要的變化是文學所承載的“道”不同，文學與世界、人生意義的關系在此被重新締結。1916年，陳獨秀追溯了中西交往的歷史，他認為自居于天下中心的中國正是在不斷的挫敗中開始覺悟，“凡經一次沖突，國民即受一次覺悟”，而倫理覺悟乃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吾人最后之覺悟》）。在這個意義上，倫理的問題被視為新文化運動中的根本問題，“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憲法與孔教》）
與此并非巧合的是，在時隔兩年之后，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用了絕大部分篇幅來闡述“人的問題”，這種行文方式反映出新文學與倫理改造的緊密關系。當然，這也意味著，“五四”新文學觸動了中國近現代歷史變革最具根本性的一項議題。與注重形式革命的胡適不同，周作人更為強調思想革命的意義，正如“人的文學，當以人的道德為本”（《人的文學》）這句話所示，對周作人而言，如果文學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那么，最為重要的是能否體現出新的道德精神，“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
在實際的創作領域，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同樣反映了改革倫理的呼聲，例如，“狂人”與大哥的對話、對被“吃掉”的妹子的懺悔以及結尾處“救救孩子”所體現出的人道主義精神。1921年，文學研究會在宣言中提出“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文學研究會宣言》）盡管這個社團內部存在著諸多對于文學不同的意見，但為人生的態度卻是一致的。
歸根結底，文學形式的解放、倫理精神的變遷是為了再造新的歷史主體。作為清末詩界革命最為成功的典范，黃遵憲曾有“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雜感》）的詩句，要求自我的主體性從對古人的摹仿中得到解放，黃遵憲的觀點在“五四”時期言文一致的運動被進一步彰顯。錢玄同即用類似的意思敬告當時的青年學生，“諸君是二十世紀的‘人’，不是古人的‘話匣子’。我們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為古文不夠，要替他添上幾篇；是因為要把我們的意思寫出來。所以應該用我們自己的話，寫成我們自己的文章，我們的話怎樣說，我們的文章就該怎樣做。有時讀那古人的文章，不過是拿他來做個參考；決不是要句摹字擬，和古人這文做得一模一樣的。”（《隨感錄·四四》）對胡適來說，用白話創作文學還意味著一種“生命”精神，廢除文言、改用白話，并不僅是改變書面語或者文學表達方式這樣簡單，他反復地將白話與“生命”關聯起來，文學被分作“活文學”與“死文學”兩類，而白話代表了“活文字”，“自從《三百篇》到于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于白話的。其余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把時代記在心里
盡管在傳統的解釋中，這是一場倡導科學、理性的啟蒙運動，但晚近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是一場情感解放運動，“五四”運動參與者的情緒、情感發揮了非同尋常的作用，此一特點為這場運動罩上了濃烈的浪漫主義色彩。實際上，這是一種自清末就在改革者中彌散開來的情感氛圍，從龔自珍到譚嗣同、梁啟超，再到“五四”時期的陳獨秀、李大釗，對于天地即將變色的警覺、對于改革的呼號、對于青春和新生的禮贊……從他們的文字中，我們不難感受到那種從紙面背后直欲噴薄而出的激情，作為情感的直接載體，誠然沒有一種門類比文學更合適表達這種鮮活的時代精神。
相比于注重寫實、反映人生問題的文學研究會，在文學創作上，創造社無疑更能體現出“五四”新文學的浪漫精神。如果說“五四”新文學的理念及其實踐體現出了強烈的“生命”精神，那么，對于古老的中華民族而言，便可謂是一種“重生”的精神，恰似在熊熊火焰中涅槃、更生的鳳凰所吟唱出的“我們更生了。我們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們便是他，他們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鳳便是火。翱翔！翱翔！歡唱！歡唱！”（郭沫若《女神·鳳凰涅槃》）
當“生命”的精神不斷被凸顯、歌頌的時候，隱現在其中的恰恰是對于滅亡的恐懼。無論在后來的歷史中，人們怎樣評價“五四”的成敗得失，都不應當忘卻當時的改革者所面臨的危機處境，是歷史的時勢讓他們變得急迫。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新文學的誕生來自于深刻的生存危機。魯迅一度希望用文學來挽救清末搖搖欲墜的局勢，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他的這種生存憂慮再一次彰顯出來，“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要義。”（《隨感錄·三十五》）告別傳統所顯示出的，是一種渴望在現代世界立足的歷史意識。在拉開新文化運動大幕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便有“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削滅也。”這種對傳統、對歷史拒絕的果決態度中恰恰體現出了一種歷史主義精神，“現在”從綿延的時間之流中被抽取出來，成為重估古、今之間一切價值最重要的標尺，具體在新文學的主張中，例如胡適曾倡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以及“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變革，就像是一場不受阻擋的潮流沖刷著歷史的每一個角落。當我們翻閱“五四”時期的文獻時，不免會見到時人多有“不得不……”這樣一波三折的表達句式，這種句式顯示出了客觀歷史時勢的壓力與改革者主體的艱難抉擇。“五四”新文學便誕生在這種逼仄的形勢之中，“今日時勢，異乎往昔。文學一道，亦應有新陳代謝作用為時勢所促，生于茲時也。”所謂“時勢要求，終不能自己也。”相比于西方20世紀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的成就，“五四”開創的新文學傳統顯得底氣不足，晚近二三十年以來，伴隨著學界視野的開拓與文化保守的熱潮，當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習慣了指責新文學的種種先天不足，這其中是否也蘊含了我們面對“五四”新文學所應當持有的態度？1935年，魯迅在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的時候曾有這樣的感想，“這是新的小說的開始時候。技術是不能和現在的好作家相比較的，但把時代記在心里，就知道那時倒很少有隨隨便便的作品。”（《〈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編選感想》）所謂“把時代記在心里”，既是魯迅當年的態度，也是我們如今所應有的態度吧。
來源：《北京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