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疫”文藝的人文精神與崇高表達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李明泉 李立

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面對災難、抵御災難、戰勝災難的歷史，而文藝是人類心靈與社會良知的書寫與記錄，于是災難書寫也成為很多民族的文藝傳統之一。中國災難文學自先秦以來，就一直保持“詩言志”“興觀群怨”“實錄直書”的現實主義傳統。這一美學傳統，在中國當代文藝發展歷程中體現得異常突出。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們經歷了2003年SARS病毒，2008年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初全國二十多個省份發生嚴重低溫冷凍和雪災、甘南舟曲“8·8”特大泥石流災害等災難，在這一次次災難面前，文藝工作者都發揮了凝聚民心、鼓舞士氣、拓展思想深度與提升美學品格的獨特社會功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文藝工作者積極開展文藝創作，用藝術的審美形式撫平社會焦慮，在災難中關注生命個體的脆弱無常與堅韌抵抗，歌頌中華民族大善大愛精神，激勵全社會投入抗疫戰爭，真正體現了文藝為人民書寫的時代擔當。戰“疫”文藝還在進行之中，我們透過已涌現的作品，可以感知戰“疫”文藝延續中國美學精神的傳統和新時代的新的書寫特質。

從已經看到的戰“疫”文藝作品觀察，它們主題指向一致，針對醫護救治、城市現狀、百姓生活等方面聚焦人的生活狀態，凸顯醫護人員救死扶傷的人性光輝；表現形式多樣，諸如詩歌、繪畫、舞蹈、書法、諧劇、快板、電視直播、紀錄片等，異彩紛呈；媒介融合突出，注重新媒介與互聯網的及時性和傳播力；藝術效果傳遞，強調觀賞性、藝術性、連續性和互動性的盡可能諧和。但是，由于戰“疫”還處在復雜艱難的過程之中，文藝創作與現實高度契合，還難以拉開一定的時空距離，難免會出現藝術質量不一、空洞干澀、缺乏人文溫度和哲學深度的問題。

戰“疫”文藝應向中國美學精神禮敬，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深厚的直面災難的不屈不撓、勇于抗爭的人文情懷；向戰“疫”現實靠攏，深入觀察和把握國家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決策部署和顯著成效，了解戰“疫”第一線和身邊的可歌可泣的事跡和普通老百姓的悲歡離合故事；向災難書寫的縱深掘進，努力探尋戰“疫”文藝獨特的不同于其他文藝的內在美學意味和特定表達形式，在藝術追求中凸顯當代中國戰“疫”文藝的風格特征和藝術氣派。

已經涌現的戰“疫”文藝作品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命題：人類該如何與大自然和諧相處，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這成為我們必須回答的“天問”。哪里有災難，哪里就有反思；哪里有反思，哪里就有拯救。法國后現代哲學家利奧塔在《后現代知識狀況》中指出人類存在兩套宏大敘事即“思辨的敘事或解放的敘事”，也即真理敘事與自由敘事。災難書寫中的反思與批判的出發點或目的則是希望通過對災難的反思與批判來追問災難發生的根源，通過災難書寫的“真理宏大敘事”來提醒人們吸取經驗教訓，避免重蹈覆轍，助推人類社會平安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從目前的戰“疫”文藝來看，需要著力凸顯崇高美學與生命精神的藝術特征。十八世紀英國美學家博克在《論崇高與美》中認為：“任何適于激發產生痛苦與危險的觀念，也就是說，任何令人敬畏的東西，或者涉及令人敬畏的事物，或者以類似恐懼的方式起作用，都是崇高的本源，即它產生于人心能感覺的最強有力的情感。”崇高是一種對恐懼與困難的克服，或在這種克服中表征出來的一種超越性精神。因此，崇高往往是一種偉大的精神，是對自身局限與缺陷的克服而產生的一種勝利之感。在災難面前，人的生命受到災難的威脅與恫嚇，而在威脅與恫嚇面前，人并未畏縮與屈服，而是表現出無比的頑強、堅毅與勇敢，在超越其自身的局限時，就很容易表現出一種崇高的偉大精神。中國當代災難文藝是對人與災難的各種關系的書寫，尤其是書寫著人戰勝災難、克服自我局限性的一面，因而中國當代災難文藝表現出了濃厚的崇高美學的藝術特征。這正是當下戰“疫”文藝需要植入的美學“硬核” 。

恩格斯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要使這場新冠肺炎疫情災難轉化為時代進步，文藝工作者必須善于從疫情災難中總結和汲取經驗教訓，深刻認知和把握疫情災難形成、演變、暴發、防范、救助、恢復生產生活秩序等方面的狀況和規律，以筆為槍，以歌鼓勁，如左拉評價圣西門所說的“句子都是生命的跳躍，墨水被熱情灼干”，為人民抒寫，為時代立傳，為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貢獻中國文藝的熱情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