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晉瑜
對文壇來說,滕貞甫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說熟悉,是因為他早在1978年就開始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80年代曾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與改革緊密相連的小說,短篇小說《遠東第一犬》獲首屆東北文學獎,堪稱文壇老將;但又因很長一段時間從事思想宣傳和紀檢工作,似乎游離于文壇邊緣。但是多年來,滕貞甫始終沒有忘記文學初心,文學是他情感的港灣,先后出版長篇小說《鼓掌》《臘頭驛》《儒學筆記》等作品。進入新時代以來,他的創(chuàng)作開始側重生態(tài),寫人與自然、人與動物關系。在滕貞甫看來,長篇小說需要積累和沉淀,是一個寫作工程;短篇小說需要才氣和敏感的嗅覺,而隨筆則是思想火花斷斷續(xù)續(xù)地綻放,需要機智的文學語言。最近,春風文藝出版社推出了滕貞甫的新長篇《戰(zhàn)國紅》,是一部全景式描繪鄉(xiāng)村精準脫貧工作的畫卷。作品以遼西貧困村柳城村為背景,塑造了扶貧干部村書記陳放、農村進步青年杏兒等典型人物形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主席孟繁華表示,《戰(zhàn)國紅》是表現(xiàn)新時代重大現(xiàn)實題材的長篇小說之一,是主旋律題材與文藝精品創(chuàng)作相結合的重要成果。
“我不是一個專業(yè)作家,忙碌的行政工作不可能保證有大塊時間專司寫作,更不可能佳作連連、著作等身,我的寫作就如同時代大潮中的一個音符,浩瀚的生活是我的創(chuàng)作之源,忠實地記錄歷史是我的責任。”滕貞甫說,正因為如此,他一直努力在做一個干預生活的作家。
中華讀書報:您在1983年就開始寫作,早期的創(chuàng)作是什么狀態(tài)?
滕貞甫:1975年,我還上小學,讀到了浩然的《西沙兒女》,由此愛上了云飛浪卷的西沙,愛上了魅力無窮的文學。和很多文學青年一樣,在朦朧詩彌漫文壇的80年代初,我開始在大學里寫詩歌和散文,并沒有涉足小說。
中華讀書報:《戰(zhàn)國紅》融入了您兩次扶貧工作的切身體會。聽說在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時候,也有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并非一味的支持。是什么動力支撐著完成這部作品?
滕貞甫:沒有近距離接觸扶貧工作的作家或許不理解為什么要寫這個題材,這是因為隔閡導致的陌生感。其實,拋開其他問題不談,單就讓貧困人口脫貧過上小康生活這個愿望和目標來說,沒人能否定,這是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中所說的善事,文人之筆,抑惡揚善,我作為一個曾經在扶貧一線工作過的作家,不為這些做善事的人們畫像、立傳,會心中有愧,因為這些扶貧干部在貧困地區(qū)所付出的辛苦、所承受的壓力是常人無法預料的,他們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中華讀書報:這部小說對您來說最大的挑戰(zhàn)是什么?
滕貞甫:最大的挑戰(zhàn)是如何塑造新時代農村新人形象。當下的貧困鄉(xiāng)村,已經不是李雙雙、劉巧珍時代的鄉(xiāng)村,互聯(lián)網消弭了閉塞,夢想不再是一部分人的專利,把新時代農村新人寫活、立住,這是一個不小的挑戰(zhàn)。眾所周知,鄉(xiāng)村文明面臨挑戰(zhàn),鄉(xiāng)村凋敝觸目驚心,這種情形下寫一個眷顧并留在鄉(xiāng)村的女孩子,頗有點逆水行舟的艱苦,需要篙長帆滿,定力不減。
中華讀書報:這部小說有一種理想主義情懷。
滕貞甫:理想,是想象力的落腳點。作家是靠想象力來寫作的,我也不例外,作家在寫某種不可能時,總是按照自己的規(guī)則來構建世界。我的創(chuàng)作充滿了理想主義,我對未來和世界充滿美好的預期,保持愉悅,永不失望,筆不蘸污泥濁水,畫不可惡紫奪朱。
中華讀書報:杏兒和李青,被稱為“柳城雙璧”,這兩個女孩聰明善良冰清玉潔,一個富有才華能夠寫詩,一個出污泥而不染,有經營頭腦。尤其是杏兒,對海奇的思念寫得含蓄、羞澀、純潔又刻骨銘心。這兩位女性身上集中呈現(xiàn)了中國女性的所有優(yōu)點,能談談您在塑造女性人物方面的體會嗎?
滕貞甫:孟繁華先生有個觀點,把女人寫活了,小說就立住了。我贊同這個觀點,一部文學作品,最讓人難忘的往往是女性形象,《紅樓夢》中妙玉筆墨并不多,但讀后會令人產生無盡聯(lián)想。我在塑造女性人物方面,把握一個原則就是不寫滿,留下充足的空間。我在《刀兵過》中寫止玉是這樣,在《臘頭驛》中寫朱成碧是這樣,《戰(zhàn)國紅》中的杏兒、李青也是這樣,讀者心中自有五顏六色,如何成畫,就靠自己的感悟了。我認為寫女性的愛情還是含蓄一點有味道,太恣肆了讓相當一部分讀者受不了,中和之美,美美與共,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因素不能不考慮。
中華讀書報:傳說中的紅衣喇嘛離開柳城村時留下了一個魔咒,這魔咒讓柳城窮困潦倒了三百年。小說圍繞如何破咒展開敘述,“魔咒”在小說中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既可以層層推進敘事的節(jié)奏,也有懸念的意味,同時又為內在邏輯關系的緊密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對于“魔咒”好像也有不同的看法?
滕貞甫:“魔咒”并不迷信,我國很多地區(qū)的貧困是源于生態(tài),而生態(tài)中水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小說中沒有涉及宗教,紅衣喇嘛的“魔咒”也是生態(tài)之咒,紅衣喇嘛因為阻止砍伐麻櫟樹被抓走,從此下落不明,柳城因為生態(tài)嚴重破壞,變得干旱貧瘠,這是符合自然邏輯的,沒有任何迷信色彩。假如鵝冠山樹木蔥蘢、蛤蜊河水不干,柳城村民就不會因為飲用喇嘛眼井水而氟中毒,女人也就不會患腿疾。喇嘛咒只是預測了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到破壞后的一種結果,不幸的是這一結果變成了現(xiàn)實。駐村干部綠化了荒山、引進了自來水,等于找到了破咒的密碼,柳城自此走出了三百年夢魘。
中華讀書報:這部小說,沒有扶貧經驗的作家是寫不出來的,只有走馬觀花的體驗生活也寫不出來。這是一部真正深入生活的心血之作,而且小說中融入了總結出來的各種扶貧工作經驗,比如“實打實,心換心”,不僅對于文學界、對于政府工作也非常有價值。但是也有難處,一不留神就可能寫成非虛構。所以想問問您,在處理實的經驗和虛構方面,您是如何把握分寸的,有何獨到的經驗?
滕貞甫:《戰(zhàn)國紅》中所有的矛盾沖突都能在現(xiàn)實中找到影子。我在創(chuàng)作時力求將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結合起來,如果寫假了,駐村干部們一看就會知道,這就消解了作品的感染力。我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就說督察組檢查扶貧那一段,現(xiàn)實工作中很多單位都遇到過這種困惑,所以杏兒才說,檢驗愛情的標準不能只看情書,情書寫得再好,一點實際行動沒有怎么行?關鍵要看實際。督察組過于看重材料的規(guī)范,不是A4紙打印扣分,手寫的會議記錄扣分,記錄中有個別錯別字也扣分,這樣的督查結果挫傷了扶貧干部的積極性。可以說,我在創(chuàng)作中不回避矛盾,敢于觸及矛盾,把扶貧工作真實的場景奉獻給讀者,讓讀者品味其中的酸甜苦辣。
中華讀書報:小說結構很講究,尤其“一波三折”一章,把扶貧過程中來自消防、林業(yè)檢查等遭遇和尷尬也呈現(xiàn)出來——您很在意小說的敘事技巧?而且能把創(chuàng)作藝術和實際生活結合得天衣無縫。
滕貞甫:其實,小說最高妙的技巧是看不出來的技巧,看出來了,說明巧而不妙。小說構思當然要縝密,但敘述起來最好是樸實自然,像溪水自然流淌,一部作品,開卷讀起來輕松,掩卷想起來沉重,這是我追求的一種寫作風格。我個人不太接受花哨的和模仿譯介文字的寫作,當然我也不反對別人那樣寫,文學的百花園應該百花齊放,哪怕是頗有爭議的彼岸花、狼毒花,也應該允許人家綻放。
中華讀書報:陳放爺爺臨死前交給陳放平安扣,并對陳放說:“遼西不富,死不瞑目。”而陳放臨終前,又將平安扣交給了杏兒,這種傳承以及“不忘初心”的崇高理念,也非常巧妙的融入敘事;作品不僅寫了駐村干部的作用,也寫了本村干部的作用,最后杏兒也成長起來。為什么會有如此獨具匠心的構思?
滕貞甫:我在產生寫扶貧題材沖動的時候,馬上就想到了戰(zhàn)國紅,而且在寫作中戰(zhàn)國紅三個字總是映照在腦海里。文學切忌說教,它應該以具體的意象來表達情感,我細數過遼西許多特產,唯感戰(zhàn)國紅最能入眼、入心,我對這種瑪瑙有種一見傾心的感覺,我知道,有了戰(zhàn)國紅,小說的龍骨有了,在這條龍骨上造就的船,一定能行穩(wěn)致遠。可以說,是戰(zhàn)國紅成就了這部小說,它像“初心”一樣不可替代。
中華讀書報:小說中插入的一些詩歌,都是您創(chuàng)作的吧?樸實雋秀、符合人物性格。您能談談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的體會嗎?這些詩歌是什么時候、在什么情況下創(chuàng)作出來的?
滕貞甫:我在四十年寫作生涯中頭一個十年主要是寫詩,小說中杏兒寫的詩要符合她的身份、性格和思想,所以我在寫作這些詩時是花了一些腦力的。讓杏兒寫詩,是受了西部一個放羊老農寫詩的啟發(fā),那位五十多的羊倌一直堅持寫詩,并在《詩刊》上發(fā)表,這說明,詩歌不是騷人墨客的專利,底層的小人物也有夢想,詩本身決不嫌貧愛富。
中華讀書報:“戰(zhàn)國紅”在小說中有何寓意?
滕貞甫:戰(zhàn)國紅是一個象征,代表著吉祥、夢想和富裕,當然,這僅僅是一個方面,在陳放爺爺心里,戰(zhàn)國紅是一種責任和托付,在海奇心里,戰(zhàn)國紅是一種情感期許,在劉秀心里,戰(zhàn)國紅是美好的愛情,總之,感謝遼西出產了戰(zhàn)國紅,它讓我這部作品擁有了靈魂。
中華讀書報:小說結尾,必須要寫陳放去世嗎?特別悲壯。能感覺到您希望體現(xiàn)扶貧工作的艱辛,但是必須要這么處理結尾嗎?
滕貞甫:我也不希望陳放犧牲,寫他下葬礫石崗我是眼含熱淚在敲擊鍵盤。但我很清楚,據不完全統(tǒng)計,全國犧牲在扶貧一線的干部多達百余人,他們就是“這一個”或“那一個”陳放,陳放的犧牲,與“血化碧”的典故相呼應,萇弘三年鮮血化碧是忠臣義士,陳放生命換來戰(zhàn)國紅昭示家國大愛,很抱歉,我也只能忍痛這樣結尾了。
來源:《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