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歷史隨運河流淌

陳玉成

卡爾維諾曾在小說《看不見的城市》中，講述了馬可·波羅與忽必烈汗之間關(guān)于城市記憶、形狀、欲望及現(xiàn)代性的一次對話。威尼斯青年向大汗匯報了其旅途走訪過的幾十處地方，而事實上，這些都是在想象中虛構(gòu)出的并不存在的城市。這是獻給城市的一首愛情詩，是城市作為地理空間與想象空間的一次“記憶之旅”，更是西人借助馬可·波羅之眼重新觀察中國故事與東方文明的一部“他者”經(jīng)典。

作家徐則臣的長篇新作《北上》，故事的緣起同樣來自馬可·波羅。

故事發(fā)生于20世紀初，當年的元大都與此時的威尼斯猶自東西遙望，只不過故事的視線來到了京杭大運河。徐則臣以大運河上的一次北上之行為敘事主體，在歷史與當下的兩條線索中游弋穿行，借由個體的生命記憶與文學(xué)的虛構(gòu)路徑，深入近代中國社會的肌體深處，從天朝的崩潰到舊邦新命，以一條河流的興衰命運反襯出了一個寫作者對百年中國歷史大勢及顛沛命途的深刻洞見。

“到中國去”與“到世界去”

在歷史學(xué)家的考證中，馬可·波羅的身份帶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甚至連是否存在其人也仍然存疑。但在后世的民間傳布中，馬可·波羅仍然是最為東方人所熟知的西方使者之一。盡管元代之前，經(jīng)由絲綢之路這一交通動脈，東西之間器物、技藝、文學(xué)的交流往來頻仍，但馬可·波羅在游記中對東方帝國繁華綺夢的書寫，仍然帶給了歐洲人無窮的想象與憧憬。

“到中國去”，這是《北上》主人公之一保羅·迪馬克一生揮之不去的情愫。這個在意大利維羅納運河邊長大的孩子自幼崇敬馬可·波羅，最終成長為一位自名“小波羅”的冒險家。為了尋找執(zhí)迷遠方離家出走的弟弟馬福德，也為了尋找存在想象中的偉大的中國運河，小波羅只身來到中國，并決心沿著運河一路北上。

這一年，是公元1901年，歲次辛丑。此前三年的戊戌變法余波猶在，此前一年，義和團運動爆發(fā)，隨后八國聯(lián)軍入侵。變法與革命之爭，勢同水火，朝局與民意愈加不可調(diào)和，古老中國的生命底部暗潮洶涌，民力不支的運河也終于在風(fēng)雨飄搖中邁進殘年……《北上》，便在這種宏大的歷史視野中鋪展開來。

天地莽莽蒼蒼，人間大河浩蕩，北上的一葉小舟載著客子的旅愁，駛于近代中國走向黎明的前夜，駛向茫茫不知所終的北方，岸邊的煙火映襯著野橋、流水與零落的蘆花，更為這個運河故事平添了幾分悲涼之霧。

“到世界去”，始終是徐則臣文學(xué)譜系中最為重要的主題之一，這是70后一代人的精神自省與難以磨滅的理想主義情懷。而《北上》中同樣存在著這樣一個“世界”，因為戰(zhàn)爭帶來的苦難，外來文明涌入帶來的焦慮、恐懼與不安，而顯得更加駁雜、多義、不可確認。眼界開明的學(xué)者官員謝平遙想為朝廷“干點實事”，卻受盡同人恥笑。他想效法前輩，走出國門到世界去探尋變革強國的良方。

初見小波羅，在謝平遙眼中，盡管這個意大利人無比熱愛中國文化和風(fēng)物，卻始終遮掩不住歐洲人骨子里的傲慢與偏見。小波羅眼中的運河人與想象中的中國，則更加難以捉摸和理解。北上之行坎坷多難，悲劇的結(jié)局從出發(fā)前便已注定。西人雖有官方護佑，可以暢行無阻，但民間仇教、滅洋、排外的心理與現(xiàn)實卻遠未平息。其間，孫過程的父親死于教會介入的民間械斗，死前只對兒子說了兩個字“回家”；比利時傳教士戴爾定帶著僅有的少量西藥救治中國傷民，為義和拳民所不容，自殺后留下了一則遺言：“我沒有后悔來中國，唯一遺憾的是，我只做了這少許。”天真爛漫的意大利人小波羅不過是想在運河上多走幾個來回，最終也殞命于民心潛伏的危局中。馬可·波羅對忽必烈汗說：“每當談?wù)摮鞘袝r，其中都有威尼斯的影子。”小波羅臨死前則悲傷地說：“京杭運河究竟有多偉大，你在威尼斯是永遠想象不出來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與中國人眼中的世界，仍需漫長的時日才能取得真正平等的對話。

反思之旅與尋根之旅

相比于史書中飄忽不定的馬可·波羅對西人的精神指引，《北上》中的另一位靈魂人物龔自珍則顯得更具溫度、觸手可及。在從傳統(tǒng)中國文人士大夫到現(xiàn)代世界知識分子的歷史轉(zhuǎn)型中，龔自珍無疑是最具標志性的人物之一。

《北上》開篇，以龔自珍《己亥雜詩（其八十三）》作為題記：“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這是一位哀民生之多艱的詩人行經(jīng)運河時發(fā)出的羞慚與悲痛之音。歷史并沒有留給龔自珍這一代先行者太多時間，但60多年后，這種知識分子立場的博大與悲憫，卻穿過時間直抵謝平遙的精神深處。對《己亥雜詩》手不釋卷的謝平遙，在身世浮沉之時仍努力推動日趨老邁的運河介入浩浩湯湯的世界潮流，同時固守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火種，“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xué)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北上》是一部運河之書，更是一部知識分子立場的還鄉(xiāng)之作。在這個意義上重省“北上”二字，可知其簡約卻豐盈的意蘊。馮友蘭說：“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與“南渡”相對應(yīng)，“北上”二字與故鄉(xiāng)緊緊相連。這一次地理意義上的北上，既是謝平遙的運河學(xué)術(shù)考察之旅，也是其對知識分子身份與命運的反思之旅，更是重新審視中國文脈精神的一次尋根之旅。

于是我們看到，徐則臣在《北上》中勾勒出了一幅夜航船的動人畫面。千里長夜，燈火為伴。謝平遙船艙夜讀，想到1839年龔自珍自京南歸，而他此時北上，南歸是重返故里，北上卻是無所知之地，不禁神傷。看得見的是運河，看不見的是來時與去往。大水湯湯，溯流北上，卻不知路在何方。這其中，有知識分子面對古老中國遭逢巨劫奇變的舉目茫然，有運河之子在漕運斷流之前的隱憂與敏感，有中西文明碰撞之時國人尋找精神原鄉(xiāng)與到世界去的矛盾與撕裂……這一個民族的“秘史”與舊邦新命，最終盡皆賦予了眼前這一條大河。

嚴肅文學(xué)中扎實的歷史寫作最具密度，其難度亦可以想見。難則難在對歷史典籍與民間逸聞的爬梳剔抉，對文學(xué)演繹介入史實與大勢時的精細練達，而若由此寫出一種煙火氣十足的故事則更為難得。徐則臣寫下的這部運河故事庶幾近之。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