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用文心雕龍作為書名，是把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高度統一而言的，“文心”屬于運思謀篇，“雕龍”屬于雕琢文辭，突出概括了作者的文學觀點。
對于文學創作的源泉，劉勰在《明詩》中有說道：“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說詩歌創作的產生，是由于作者主觀情緒受到客觀事物的刺激而發生感應，內心感與應互動，應自然要變為吟詠。由此可見，文學創作的來源是客觀事物。劉勰還在《物色》中進一步說：“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都是在反復強調“感物吟志”。正因劉勰認識到文學的變化是由于社會情況的影響，文體的興衰和時代息息相關，才得出了“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這一合乎歷史唯物主義的著名結論。故而他在《議對》中要求作家：“郊祀必洞于禮、戎事必練于兵、田谷先曉于農、斷訟務精于律”，把熟悉生活作為舞筆弄文的先決條件。
對于文學創作的準備，劉勰在《知音》中說：“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只有廣泛閱讀各種文學作品，才能正確觀察、分析、評價一個作品，對于有志于創作的人，“博觀”就更顯其重要了。作者須“觸物園覽”來引發實感真情，“達于政事”以了解和熟悉所寫題材，“博見”文學經典以厚實創作功底，而后才會擁有豐富內容，能夠“為情而造文”。
在《通變》中，劉勰說得更直接：“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后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鬟，光若長離之振翼，乃穎脫之文矣”。即先要廣泛瀏覽和仔細閱讀古今作品，掌握住文章寫作的綱領，從中攝取合乎需要的東西；然后開拓文章的思路，設置文章的重點，使文章的發展像乘馬遠行，放長轡頭，從容不迫，有節奏的前進。應依據表現情志的需要去繼承古人的成就，根據自己的氣質特點來施展革新，辭采如長虹拱起彩色的脊背，光輝如朱鳥鼓動美麗的翅膀，那就是卓越不凡的文章了。
對于作品的自然真實，劉勰在《原道》中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在《隱秀》中又說：“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指出反映現實的作品，必須出于自然，而不應矯揉造作，有人把晦澀當作精深，雖然深奧了卻算不上是隱，有人雕琢字句求其工巧，雖然精美了但算不上是秀。寫物務求形神兼備，精貌無造，抒情務求情深志遠，真摯動人。主章力求情志深刻而不詭奇，風格清新而不混雜，用事確實而不荒誕，意義純正而不雅曲，結構精練而不蕪雜，文辭華美而不過分。
劉勰總結道：“深文隱蔚，余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即深刻的文章文采豐盛，不盡的意味曲折地包藏其中。由文辭變化而產生的意蘊，就像卦爻變動而生“四象”。挺拔的秀名，是在長期思慮中偶然交融而成的。它使人聽了心神搖蕩，其美妙超過了笙匏之聲。所以劉勰把“情深而不詭”、“事信而不誕”作為文學創作的基本要求，把“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作為寫作文章的法則與準繩。
對于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劉勰認為：“道”是萬物的根源，“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是普遍的規律，文學創作當然也不例外。“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進而達到文章的“銜華而佩實”。說明有內容必有形式，內容與形式不可分離。內容決定形式，形式服務于內容，兩者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作家的創作過和，實際上也就是處理內容與形式的予盾，使兩者終于取得和諧統一的過程。
《情采》是劉勰論述內容與形式關系的篇章，他明確指出：“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一句巧妙的比喻，清楚地解釋了內容與形式的主次關系。“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劉勰承認文采有助于內容的展現，卻只能起輔助作用。假如文章內容糟糕，縱有華美文采也無法使其成為佳作。一篇文章的優與劣，根本在于它的內容豐富與否。
對于創作構思，劉勰在《神思》中有精辟的創見：“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葉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其思理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夫神思方運，萬涂竟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云而并驅矣”。劉勰僅用兩句話，出色地描繪了作家的藝術構思，藝術想象的特點、過程和情景。把感情推動想象，想象充實感情，在想象的作用下心物逐漸交融的過程總結為：“物與神游”的藝術規律。進而認識到文思的通塞與作者的志氣和辭令息息相關。所以劉勰強調鍛煉文思，把“陶鈞文思，貴在虛靜”提到“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的高度。指出能夠寫出成功作品，無不是靠學識淵博、技巧熟練。如果學識淺陋而空去磨蹭，或才能短疏而徒然求快，是決寫不出成功的作品的。寫作構思時，思路阻塞的人苦于內容貧乏，陷溺于辭藻的人又憂愁條理雜亂。那么，廣博的學識就成為救濟內容貧乏的糧食，中心貫串就成為拯救條理雜亂的良藥。
對于創作中物、情、辭的關系，劉勰在《物色》中這樣寫道：“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可風一年四季景物變遷，給人以不同的感情和思緒，情來之于物，為物所決定，辭因情而發，為情所制約，這就是文學創作中物與情，情與辭最基本的關系。情依存于物，辭依存于情，情是物的主觀反映，辭是情的表現工具，三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和內在的統一性。劉勰用“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來概括這三者的關系，揭示了千古不磨的創作原理和基本規律。他還在《詮賦》中進一步闡明：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辯證地說明物與情、情與物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關系。作家在寫作中只有取得物、情、辭的有機統一，解決好物與情、情與辭這兩組矛盾，筆下才會有優秀作品誕生。
對于作家創作的個性和風格，劉勰在《體性》中，從創作是“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的原理出發，指出作家先天的“才”、“氣”和后天的“學”、“習”是形成作家風格的主觀因素，作品風格的不同“其異如面”。并總結說：“才性異區，文體繁詭。辭為膚葉，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即說作家的性情才氣各有區別，文章風格變化繁多。文辭是文章風格的外在表現，作家的性情，才是風格的根本因素。典雅華美的風格，猶如古代禮服，端莊優雅，淫麗新巧的風格猶如朱紫相雜，色彩混亂。通過學習能夠形成好的風格，不過見功效要經長期濡染。
如同在許許多多的兵法書籍里，《孫子》始終首屈一指，歷久不衰一樣，《文心雕龍》在文學史上也已歷經1500多年而光芒四射。現在來認真研讀它，仍對我們的文學創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